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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欧,中国近代国防的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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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欧,中国近代国防的蓝图

原标题:中国近代国防的蓝图——《军事计划》(二)

近代以来欧、日、民国军队及解放军的兵站概念时间:2014-09-22 来源:未知 作者:傻傻地鱼 本文字数:7145字 图片 1

原标题:中国近代国防的蓝图——《军事计划》(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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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兵站的概念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兵站”一词产生于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是专指近代陆军战时后勤组织。此为狭义的兵站概念。推而广之,中外古代历史上,也产生过类似于近现代兵站性质和职能的军事后勤组织,如中外历代的驿站以及中国清代的粮台等。因此,古今中外军事史上,凡设在前线与后方之间,承担交通运输等后勤保障任务的组织和机构,均可以称为兵站。此为广义的兵站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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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锷,字松坡,将军府昭威将军

  而就近代兵站的内涵而言,也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兵站是指设置于运输线上的各类站点; 广义的兵站则是指以各类站点为中心而建立起来的完整的军队后勤保障系统。本文通过梳理近代以来欧洲、日本、“中华民国”军队,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兵站概念,以管窥近代以来中外兵站在组织、职能等方面的发展、演变情况。

蔡锷,字松坡,将军府昭威将军

(接上期)

  一、“Logistics”和“depot”———西方兵站

1913年底蔡锷当京官后,虽然身兼各种职务,事务繁忙,但其主要精力还是放在军事研究之上,尤其热衷于学习西方近代军事理论、探讨中国国防建设方略。他不仅与张绍曾、尹昌衡、蒋尊簋等青年军官组织研究会,讨论各种军事问题和国防问题,还专门邀请外国军事家讲演,以提高军事学术水平。梁启超在《松坡逸事》中也回忆说:蔡锷进京后,“约好青年军官二十余人,组织一个军事学会,请好几位各国军事有名的军事学家演讲,自己还是像当学生一样的去听讲,每一礼拜又是一二次聚会,讨论各种计划,各种军事上的问题。”

五、推行义务兵役制是加强军队组织建设的根本。早在日本留学期间,蔡锷在涉猎西方近代战争史的过程中,就认识到兵役制度对战争的胜负具有重大的影响和作用。为此,他对中西的兵役制度进行了比较研究。他认为,班固《汉书》上记载的殷周以井田制为基础,“有税有赋,税足以食,赋足以兵”,“是以除老弱不任事之外,人人皆兵”的民军制,“与今日欧美诸强国殆无以异”。而汉代、北齐的征兵制也“与斯巴达之国制颇相仿佛”。但中国自“唐、宋以降,始专用募兵制,而国民皆兵之制扫地矣。民既不负捍卫国家之义务,于是外虏内寇,而中夏为墟,数千年神器,遂屡为异族所据”。通过对1793年法国抗击以英国为首的反法联军战争、1813年普法战争等近代西方战争实例的分析,蔡锷指出,“近百年来,为一切政治之原动,而国制组织之根本者,则立宪制度是也。为一切军事之原动,而国军组织之根本者,则义务兵役制也。新国家之有是二者也,犹车之有两轮,鸟之有两翼。”从未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需要出发,蔡锷积极主张融合西方近代兵役制度长处和中国古代民军制、征兵制的精华实行义务兵役制。在他看来,与当时中国实行的募兵制相比,义务兵役制至少有两大好处:其一,“义务兵役者,聚国民而为一大团体”,使人人都有保卫国家之义务。这样一旦发生战争,就有充足的后备兵员予以补充。其二,是解决国家军费有限而又要训练出大量有水准的军事人员这两难问题的有效途径。因为实行义务兵役制,可以用“养一兵之费,更番而训练之,能者归之野,更易时新。以二年为期,则四年而倍。十年五倍之矣”。这样就能“以少数之经费得多数之军队,又能不失其精度是已”。所以,“佣兵者,以十年练一人而不足;征兵者,以一费得数兵而有余也”。如何在中国实行义务兵役制呢?蔡锷参照近代西方各国的做法,提出三方面建议。

  汉语“兵站”一词源于日语的“兵站”一词,而后者又是从西方“depot”、“Logistics”等词翻译而来的。因此,考察兵站的概念,首先要研究西方的近代后勤体制。

在蔡锷的带领下,京中军界掀起了一股学习军事、研究国防的热潮,就连在蔡锷之后入京的副总统黎元洪也禁不住卷入其中。对此,北京《群强报》以“副总统可谓好学不倦”为题作了报道:

第一,国家要颁布有关法律,对兵役的种类和服役的期限作出明确的规定,并予以强制实施。他认为,“民非强迫不肯服兵役,国亦非强迫不能行征兵也”,因此建议国家制定有关法律,具体规定为:凡国之男子,除处重罪之刑者和残废者之外,自十七岁迄四十七岁,皆有服兵役之义务。兵役分为常备兵役、后备兵役、补充兵役和国民兵役四种。常备役七年,其中前三年为现役,后四年为预备役。现役者,自满二十岁者服之,征集于军队中受正规军事教育,三年后退归预备役,返之乡里,每间一年于农隙后召集复习,以备战时之召集。后备役十年,以满预备役者充之,战时在后方从事修铁路、占领地、守护兵站线、护送武器弹药、镇压土匪等工作。补充役十二年,以未能服兵役之壮丁充之,于农隙时征集并施以短期军事教育,战时视其年龄之大小,或编入守备队,用之于后方,或编入补充队,以为第一线伤亡病失之预备。国民兵役分为第一国民军,第二国民军。第一国民军,以满后备役及补充役者充之。第二国民军以其他未受军事教育者充之,当国家处于危急存亡之际,兵力不敷之时召集之。

  “depot”为狭义上的兵站,指交通线上的一个个具体的站点。1940 年出版的英文版《战争论》中,将补给仓库翻译为“station”。1971 年西点军校翻译自法文的《战争艺术概论》,将补给仓库翻译为“depots of supply”或“depot”。而 1931 年出版的日文版《战争论》则将补给仓库翻译为“兵站部”。

副总统入京后,一切政治问题均不甚闻问,常言大总统励精图治,此时宜放手为之。故副总统除延宾客外,日读书若干卷。近以蒋百器、蔡松波等组织军事研究所,聘法国军事大家白利苏、德国军事大家丁克满主讲,副总统亦见猎心喜,又不便亲听讲,乃派覃中将师范前往上课,日携讲义,归而读之,颇以为乐。

第二,国家要设立各级专门行政组织机构,从事征兵工作。他建议,全国征兵机构自上而下分为中央、军区、旅区、征募区四级,其中中央征兵官由陆军及内务之行政长官兼之,军区以下的各征兵区域与地方行政区域相同,征兵工作负责人以当地的军事长官与行政长官担任。蔡锷认为,这样既有利于密切军民关系,又有利征兵工作开展,还有利于士兵之间的团结。

  可见,从狭义的概念上讲,兵站与补给仓库的概念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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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国家要明确征兵行政机构应从事的事务,确保征兵工作顺利进行。蔡锷认为,征兵具体分为征集事务、召集事务和监视事务。征集事务细分为准备、分配、检查、征集等四项。所谓准备,就是全国自上而下摸清适龄青年人数;所谓分配,就是国家根据年度征兵计划和各地适龄青年人数,确定各地应征人数;所谓检查,就是对应征对象进行体检,挑选出符合条件的人员。所谓征集,就是确定可以服役的人员,编入相应的部队,并予以公布,定期到征募区集中,由各部队派员迎接。

  “Logistics”为广义上的兵站。英、美等国用以表达后勤的“logistics”一词,通常认为来源于希腊文“logistics”,原意为“计算的科学”。日本学者近滕清秀认为,A. H. 若米尼在《战争艺术概论》一书中,第一次使用了“logistics”一词,认为它是从法国军队的官职“Major general des Logis(宿营总监) ”中派生而来的。担任这个官职的将军原来是指挥军队的 Logis(法语是宿营的意思) 、行军和阵地构筑的。这和“兵站”中的“站”字偶尔也可以被理解成“驿站(宿营地) ”的情况是极其相似的。因此他认为: “在这个意义上,也许可以说‘兵站’是 Logistics 的正确译法。”

蒋尊簋,字百器,将军府宣威将军兼检阅使总监

召集事务分平时之准备和战时之实施两类。所谓平时之准备,就是“政府示其召集之要纲,以颁诸军,军长准之,定其召集之人员,以颁诸征募区司令官,区司令官乃订成各县之召集名簿及召集令,以送之县,县别存之。召集令者,一人一纸,记其姓名、住址、召集之地点,惟时日则空之,以待填也。而凡交通之关系,旅行之时日,集合之地点,监督指挥之人员,无一不预为计画,以免临时之周章也”。所谓战时之实施,就是“元首以动员令行之,政府以颁诸军,军以颁诸:(一)地方长官,(二)各宪兵、警察队长,(三)各部队长,(四)征募区司令官。区司令官以达诸县,县记载其时日以颁诸村,村以达诸各人。各人之受令也,乃按照令内所规定之时日、地点、道路,以至于召集事务所。各部队先期派员迎之,率以归于队,而地方官吏及警察、宪兵同时布监视网,以监督之,防逃役也”。

  欧洲近代以来,随着战争的频繁发生和规模的不断扩大,军队越来越远离后方基地作战,军队与基地之间的联系显得日益重要。C. von 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就强调了交通线的重要地位:“虽然按照目前的给养方式,军队主要在当地取得给养,但是军队和它的基地仍然必须看成是一个整体。交通线是这个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构成军队和基地之间的联系,应该看做是军队的生命线。”若米尼更明确地指出了兵站线的重要地位: “随着军队的前进或远离基地,根据良好的战争勤务准则,必须组织作战线和兵站线。兵站线是军队与其基地之间的联络桥梁。”

在此期间,蔡锷不仅注重学习和研究国外军事理论,而且还结合中国国防建设的需要,经常参与或主持召开高级军事会议,深入研究和探讨征兵制度、军区制度和军械研制等方面问题,并在理论结合实践的基础上,将自己在国防建设方面一系列的研究和思考,形成了一部新的军事著作——《军事计画》。

监视事务分为入伍前之监视和退伍后之监视。所谓入伍前之监视,就是“人民自十七岁起,即有受监视之义务,如迁移必须报告本区,旅行则必得许可是也”。所谓退伍后之监视,一为复习,将退伍人员复召之入伍,进行训练,以期不忘。训练时间在预备役中至少二次,后备役中至少三次,每次必于农隙期自三周至六周不等;一为点名。就本地征集之兵役,检查其体格及执业,以验其适于军事之程度。“此皆所以为战时召征之准备也”。此外,为了使义务兵役制达到征之能来、来之能教、教之能归、归之能安、临战召之即至的效果。蔡锷还提出,国家要相应整理地方行政机关、改良军队教育和注重发展国民经济。

  这里的“兵站线”,即为军队的后勤补给线,亦即克劳塞维茨所说的交通线。这是广义兵站———战时后勤体制的概念。至 19 世纪晚期,法、德等陆军强国已经建立了完善的兵站体制。1889 年,法国颁布的《兵站勤务条例》称,兵站勤务的目的“就在于水陆交通运输和军队后方资源的利用”。《德意志战时兵站规则》称: “兵站保护作战部队和本国之间的后方联络线。”

蔡锷的《军事计画》计有绪论、练兵之目的,国力与武力与兵力、义务兵役制、兵器要纲、编制、教育、人事与经理等八章,几乎涉及了国防建设的方方面面。如果说《五省边防计画草案》是从西南地区这一局部出发,仅仅考虑边防问题的话,那么,《军事计画》则是从全局着眼,研究了全国国防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在这部著作中,蔡锷运用近代西方军事理论,结合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精华,对中国国防建设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观点和主张,从而构建了中国军事思想发展史上的第一个国防理论体系,揭开了中国近代国防理论研究的新时代。

在中国军制发展史上,蔡锷是第一位全面阐述义务兵役制度的军事家和政治家。1840年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中一些头脑清醒的王公大臣曾发起了一场以促进中国军事近代化为主要目的的洋务运动。但在“中体西用”思想的指导下,洋务派所进行的军事改革仅限于引进西方枪炮和进行某些西式操练等方面,而对作为军事改革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的兵制改革却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因而未能建立起适应近代战争需要的新兵制。正当清军兵制发展停滞不前之际,日本却出于对外扩张的需要,在考察学习西方兵制的基础上,于19世纪70年代颁布了《征兵法令》,进行了全面的兵制改革,大大增强了军队的实力,为发动侵华战争并在甲午战争中获胜奠定了强大的军力基础。就某种意义而言,甲午战争是一场先进的义务兵役制度必然战胜落后的募兵制度的战争。因此蔡锷主张改革中国兵役制,实行义务兵役制度,对于中国国防和军队建设适应近代战争发展的需要,对于中国在未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以上文献可以看出,广义的兵站概念是从交通线上的勤务机构———补给仓库发展而来的。起初是在前线与后方之间设立一些分散的仓库、补给点。随着作战规模扩大,后方补给日益重要,便将这些仓库、站点连接起来,形成一个或数个交通运输线,兵站就成为一个完整的后勤指挥、保障系统。

一、国家政略决定国防战略。德国近代军事家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通过考察战争与政治的内在联系,明确地提出了“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的论断。他认为,“社会共同体(整个民族)的战争,特别是文明民族的战争,总是在某种政治形势下产生的,而且只能是某种政治动机引起的”。“政治贯穿在整个战争行为中,在战争中起作用的各种力量所允许的范围内对战争不断发生影响。”并强调指出:“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把战争看作是独立的东西,而应该把它看作是政治的工具,只有从这种观点出发,才有可能不致和全部战史发生矛盾,才有可能对它有深刻的理解。”受克劳塞维茨政治决定军事思想的影响,蔡锷认为,国防战略来源于国家政略,并为国家政略服务。他说:“国于世界必有所以自存之道,是曰国本。国本者,根诸民族、历史、地理之特性而成。本是国本,而应之于内外周围之形势,以策其自存者,是曰国是。国是者,政略之所以出也。战争者,政略冲突之结果也。军队者,战争之具所以实行其政略也,所用以贯彻其国是者也,所用以维持其国之生存也。故政略定而战略生焉,战略定而军队生焉。”他指出,日俄战争,其实质就是“俄罗斯之远东政略与日本相冲突”,因而“彼此各以威力相迫,各欲屈其敌之志以从我”。他进一步指出:“政略之相持,非一朝夕之故也。其端绪可先时而预测,故其准备可先事而预筹,夫而后可以练兵焉。英之为国,环海而重商,制海权其生存之源也,故其治海军也,以二国之海军力为标准。德之为国,当四战之地,左右邻皆强,无险可恃,则恃以人,故其治陆军也,以东西同时受敌为标准。政者战之原,敌者兵之母也。故治兵云者,以必战之志,而策必胜之道者也。”在这里,蔡锷运用德国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有关战争与政治的辩证关系,精辟论述了国是、政略、战争、战略和军队等五者之间的关系,并从战争为政略冲突之结果这一近世西方战争的特性,推理出政治决定军事,国家政略决定国防战略的结论。这一认识跳出了近代中国传统的“圣兵”“圣朝”的怪圈,是一种比较正确的新型战争观与国防观。他还认为,“军者,国之华,而未有不培养其根本,而能华、能实者也。”也就是说,一个国家军事力量的兴衰是国家政治的兴衰的反映,要振兴中国的军事与国防,就必须以实行政治改革,振兴政治为先导和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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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logistics 成为北大西洋条约组织各国正式通用的军语,一般指后勤工作。兵站主要指交通线上具体的站点,一般用“depot”表示,也就是兵站的狭义概念。如英语为“army/ military depot ”或“service/support sta-tion”,法语为“dépt”。兵站的职能也有所拓展,即由战时拓展到平时,服务对象也不仅限于陆军。如一些国家出于保护其海外利益或争夺世界霸权的需要,在全世界重要的海、陆交通线附近,设立了一些永久性的军事基地。这些军事基地也可以称为海外兵站,一方面对来往部队实施补给,另一方面保护经过该地的交通运输线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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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锷:《军事计画》

  二、日本兵站

刘达武等编《蔡松坡先生遗集》

六、改革军队编制是增强军力的必然选择。军队的编制关乎军队的强弱,是军队建设的重要方面。合理的军队编制是战斗力的倍增器,不合理的军队编制往往导致整个军队的覆没。蔡锷深谙此道。在广西编练新军之时,他就为当时军队编制的混乱大伤脑筋,曾对石陶钧说,新军编制畸零,往往是号称一标(相当于一团),实仅一队,这样下去,“殊不足以垂久远”。因此,在《军事计画》中,蔡锷专门研究军队编制问题。他认为,军队建设“人至众也,事至烦也”。在这种情况下,要实现“统率于一人意志之下,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的功效,必须讲求组织之法。“所谓军事之组织者,编制是也”。他以木燧为例,形象地道出了编制的重要性。他说:“一木燧,至微也,至轻也,至便于取携也。置百万燧于此,而欲以一手携之,将何道之从?于此有术焉:每百竿则箧之以匣,每百匣则包之以纸,每百包则匡之以箱,而系之以索,一手举之耳。”因此,他认为,军队编制的目的,就是通过“众以部分,事以类合,分合得宜”达到“人与器合”、“兵与兵合”、“军与军合”、“军与国合”。

  19 世纪中期,日本在军事上实行近代化改革,同时也引进了近代后勤的概念,但日本将“Lo-gistics”一词翻译为“兵站”,此为广义的兵站概念。可见,当时西方近代后勤(兵站) 体制已经十分成熟。鉴于拿破仑时代法国陆军的强盛,日本最先采用法国陆军军制。普法战争前后,经过比较,日本最终采用了德意志陆军军制。

二、正确选择假想敌国是国防建设的重要基础。蔡锷认为,“政者战之原;敌者兵之母。”也就是说,政略为战略之源,政略一旦确定就要根据它制定国防建设的目标。而国防建设目标的重要内容就是正确选择假想敌国。因此,正确确定对我国国防威胁最大的敌国,是制订国防战略的首要问题。他指出,日本之所以在中日甲午战争中胜中国,在日俄战争中胜俄国,就是因为明治七、八年之后“处心积虑以中国为敌,二十年而后济”;甲午之后又“卧薪尝胆,以俄罗斯为敌,十年而后济”。普鲁士之所以战胜法国,就是因为它“定报法之志,六年而小成(滑铁卢之役),六十年而大成(普法之役)”。在分析以上近代战争胜败原因的基础上,蔡锷认为,练兵的目的在于求战,“故先求敌而后练兵者,其兵强;先练兵而后求敌者,其兵弱”。“凡治兵于四面楚歌之地,欲突起以成功者,其事较难,而成功者独多。制兵于天下升平之日,欲维持于不敝者,其事较易,而成功者绝无也”。在这里,蔡锷指出了国防建设与择敌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只有正确选择了假想敌国,国防建设才有方向。所以,他又说,“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

从西方近代军队编制的发展和中国军队适应近代战争的需要出发,蔡锷提出了改革全国军队编制的方案。他主张全国军事力量应由五个方面组成。一是以常备役为主体的野战军。这是“国中之最良之质,负最重之任,以从事于野战者也”。二是以后备役为主体的守备军,“所以守卫国内及占领地。若野战军不敷用,则以守备军助之”。三是以补充役及开战年度之新兵为主体的补充军,“所以备野战军、守备军之死伤疾病,欲维持其兵力不少衰者也”。四是以民兵役为主体的国民军,“当存亡危急之时,则召集以当国内守卫之任者也”。五是以常备军为主体的特种队,“所以任技术上之专门任务”。蔡锷认为,国家有此五种军事力量,“于是有战于外者,有守于内者,有维持于后方者,有应变于临时者,而国乃可言战”。

  在战时勤务制度上,日本陆续翻译了一批法国和普鲁士的兵站条令。如 1877 年(明治十年) ,翻译了《德意志战时辎重勤务规则书》,其中有兵站辎重的内容。

既然“择敌”对于国防建设如此重要,那么如何“择敌”呢?蔡锷认为,有两种方法:一是“直接以至强为敌者,擒贼擒王之说也”。一是“先择一易与者为敌,而间接以达其抗拒至强之目的者,偏败众携之说是也”。至于具体采用哪种方法,则要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综合考虑。从近代西方战史上的经验出发,蔡锷主张“政令修、财力足、民气强”的国家采用前种方法,“而国力积弱、政府威信未立”的国家采用后种方法。在择敌方面,蔡锷还强调指出要力戒两种倾向:“一则甲可战,乙可战,乃既欲战甲,又欲战乙,则大不可。备多者,力分也。一则甲可战、乙可战,乃今日欲战甲,明日复欲战乙,则大不可。心不专,力不举也。”从列强对中国领土和主权的危害程度,蔡锷认为,对于全国而言,俄国策动外蒙独立、企图谋取全蒙,又增兵于新疆边境,谋图新疆,应列为中国的第一假想敌国;英国霸占印度,窥伺西藏、滇边,煽动藏主独立,并派兵入藏,插手川边事务,应列为第二假想敌国。对于西南五省而言,蔡锷则认为,应以英国为第一假想敌国,作第一战争准备;以法国为第二假想敌国,作第二战争准备。同时,也要以英法同时入侵为假想,作第三战争准备。

与此同时,蔡锷以“部分”和“类分”两种方式详细阐述了野战军的编制大纲。以部分,野战军由军、军团、师、旅、团、营、连自上而下组成。“军”是“一战役中能独立,专任一方面之战事”的军事组织。其所统军团之数,至多不得过六个,由军司令部、野战军团(二个以上)、骑兵师(一个以上)、兵站部和铁道队、电信队、飞机、要塞、炮队组成。“军团”是“能独立作战之最小单位”。其组织编制,平时即定之,非若军之编制,临战而始有。军团各有补充之区域(即军区制),故名之曰战略单位,其人数以三万人为准,由军团司令部、步兵师(二个以上)、骑兵或炮兵之一部、工程队一营和辎重组成。“师”是“能终始一战斗的军事组织”,“其要在使各种兵(步、骑、炮)能互相为用,而发扬其最大之威力”,由司令部、二个步兵旅、一个骑兵旅、一个炮兵旅、一个工程连和轻便辎重组成。“旅”是各兵种之最大团结也。有步兵旅、骑兵旅、炮兵旅等。

  1880 年,日本陆军大学翻译了《德意志战时兵站规则》。1885 年,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第二部翻译了《法国兵站勤务条例》。1889 日本刊印了《德意志兵站部抄译》。1909 年日本陆军省翻译了《一九○八年德国行李弹药纵列及辎重勤务令》。日本陆军参谋本部还翻译了《1913年美国陆军后方勤务令》。同时,又先后翻译了一些国家重大战事中的兵站勤务活动。如记载普法战争中普鲁士军队兵站勤务活动的《兵站》,记载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远征军兵站勤务的《美国远征军之兵站勤务》。同时日本学术界也翻译了《战争论》等战争名著。目前发现的较早的版本有 1931 年大久保康雄译本和 1933 年马込健之助译本。

值得指出的是,蔡锷还认为,在确定假想敌国,实施国防战略过程中,还必须立必战之志,策必胜之道。他说:“所谓立必战之志者,道在不自馁。夫强弱无定衡,英、俄、德、法今之所谓强国也,然入其国,觇其言行,何其危亡警惕不自安之甚也?此见强者之未必终强也。五十年前之日本,百年前之德国,战败及革命后之法国,彼惟不以现状自堕其志气而有今日耳!此言弱者之未必终弱也。惟志不立,万事皆休。夫怵于外患者,退一步即为苟安。故古人必刺之以耻,而觉醒之。故曰知耻近乎勇。又曰明耻教战。耻者馁之针志之砭也。所谓策必胜之道者,道在不自满。昔普之覆于法,盖为墨守菲烈德之遗制,而拿翁三世之亡,则在轻视普人之军制。盖兵也者,与敌而互为因缘者也。人得其一,我得其二,虽少亦强,人得其十,我得其五,虽多亦弱。故彼此之不相师者,正以其彼此互为最后之标准也。夫习于自满者,进一步即为虚骄,故必戒之以惧而收索之。故曰临事而惧,好谋而成。惧而谋,谋而成,所谓策必胜之道也。惧者满之药,而谋之基也。”基于此,他认为,清政府在甲午战后练兵二十年却到头来“适以自累”,根本原因就是“本不正也,政不举也,志不立也”。这里,蔡锷辩证地处理了“立志”与“策胜”的关系。即面对强敌首先要敢于立必战之志,但光立必战之志还不够,还要周密研究部署,这样才能取得反对列强侵略的胜利。

以类分,野战军由司令部(指挥作战)、战列队(实行战斗)、辎重队(接济军需)和兵站(联络后方)四个部分组成。蔡锷指出:司令部是军队之神经系统,军队按其小大等级,各置司令部。其编制上的原则,一是部中不得置两首长,即进言于首长之前者,只准一人;二是司令部之幕僚,以愈少愈妙。“人少则下忙而上闲,责任专而分业定也,人多则下闲而上忙,议论杂而人事烦”;三是司令官以闲静为治事为要则,“闲静者,不亲小节之谓”。战列队是实际担负战斗之任务的军事组织,以各兵种能各竭其能,互相为用编制的原则。步兵之长,在用其广而富于独立性,能远战(火器),能近战(白刃),能攻能守,能不受地势天时之限制。最后胜负之决,首在步兵。其编制之最大者曰旅。一旅二团,一团三营,一营四连。连以二百至二百五十人为率,图使用之便利,分为三或四排,各以将校长之。骑兵之长在其速力,然能攻不能守,虽负枪能远战,而非其本能也。故除袭击外,则于侦探、通信诸勤务最为适宜。其最大之编制为旅。一旅二团乃至四团,一团三连乃至五连。一连以五十骑为率,为便利计,分为四排,以将校长之。炮兵之长,在其大炮之远射力,及其弹丸之破坏力。然能远战不能近战,故不能决最后之胜负,而最适于为决战之准备。运动困难是其一短,各国近日则交通日便,技术日精,而火炮之威力亦放大。其最大之编制亦为旅。一旅二团,一团二营或三营,一营三连,一连之炮兵,以六门或四门为率。凡计兵力,步以营计,以千人为标推。骑兵、炮兵以连计,骑兵以骑计,炮以门计。此外则各种技术队,如工程、电信等类,则架桥、造路、筑垒、通信等勤务,其最大编制以营计。辎重部队是随作战部队运动,并为其提供弹药、粮秣、医药和器具等军用物资的团体。每一军团辎重部队的编制为一弹药纵列,辖两个弹药营;一辎重纵列,辖两个粮秣营、三个卫生队、十二个野战医院、一个马厂和两个炊具纵列;一架桥纵列。兵站是军队与本国之联络机关,主要承担输送野战军一切需用物品及人马于战地,还送一切不用物品及伤病兵于本国,为往来于兵站之间的军事人员提供医疗、食宿、物资等方面的服务,保护、修理、建设本区内之交通线和管理本区内之地方行政事宜等工作。兵站的编制分为兵站监部、兵站司令部、兵站诸队、兵站诸厂、兵站诺纵列等五个系列,每个系列又根据其任务细分成若干部或队。如兵站监部辖本部、兵站宪兵部、兵站军需部、兵站军医部、兵站兽医部、兵站法官部、兵站电信部等七部;兵站各队分兵站守备队、兵站铁路队、兵站通信队;兵站各厂分野战兵器厂、卫生材料预备厂、野战被服厂和预备马厂;兵站各纵列分为兵站车辆纵列、兵站仓库纵列兵站粮食纵列、兵站炊具纵列和兵站弹药纵列,等等。

  同时,日军也加快了本国军队兵站制度建设,颁布了一些兵站规章制度,如《战时野战高等司令部兵站规则》等。

三、综合国力是国防建设的基础和源泉。蔡锷认为,国防能力是综合国力的反映,国防能力的大小取决于国力的强弱。为了说明这个道理,蔡锷提出了国力、武力、兵力三个概念,并精辟论述了三者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所谓兵力,就是“武力之主体”,指国防军的实际作战能力,不仅指人、马、材料之数量,还包括人、马教育之程度和材料品质之精粗程度。所谓武力,是“国家所用以贯彻其国是之具也。就广义言,武力即国力也。就狭义言,则国力而加以军事的组织锻炼者,是曰武力”。所谓国力,则是人、地、经济、交通和政治机能等五个要素的综合反映。蔡锷指出,兵力并非就是武力。“武力者,就其用而言也;兵力者,就其体而言也”。兵力的大小固然与武力的大小有关,但兵力越大并非就是武力也越大。这里有个“度”的问题。一般而言,“现役之兵数,以人口百分之一为准,每年之军费,以国费三分之一为准。准者言其极度不可再逾者也。由是范围,而加以精密之编制法,运用而周转之,则有事之日,皆能倾其全国之力以从事于战争,可谓极人间之能事矣。然亦有以野心及恐怖心之故,养过大之兵力,而卒至财政穷乏,不能一战者,则又以兵力过大之故,而武力转因之而小者焉”。他进一步指出:兵力之源在武力,武力之源在国力。也就是说,兵力、武力是国力的反映,均受国力的制约。接着,蔡锷具体作了如下分析:第一、“国力者人力之集也,国力之要素,以国民之体力、智力、道德力为主,而道德力之左右武力尤大,即节俭、忍苦、果敢、坚毅、富于爱国心而重义务之国民,较之流于安逸、习为骄奢、陷于怯懦者,其数虽有天渊之差,而武力则有过之无不及者。故曰国民之价值,当战争之难,而上下悉显其真。在上者流于逸乐,则武力之节度缺,在下者习于固陋,则武力之锋芒钝”。重视人的因素是蔡锷国防建设思想的主要特色之一,这种既见物又见人的国防观,表现了蔡锷的朴素的辩证法思想。第二、经济和财政作为国力的重要内容,也是国防建设的重要基础。蔡锷指出:“近世之战,其准备极于一针一线之微,其影响及于一草一木之故,其困苦迄于一饮一食而有限制,其反动入于国民之生计者至深且巨。”他认为,国家的经济中,农业为军队提供粮食,工业为军队生产武器,矿业为武器生产提供钢铁和煤,畜牧业为军队提供运送军用物资的工具即马和驴。而以上四者中“为之主者”,“则国民之经济,国家之财政是也”。因此,“经济财政之整理法,亦为武力之最要原质”。在这里,蔡锷强调国防建设必须注意发展国民经济,讲求理财之道。否则,国防建设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值得注意的是,蔡锷还提出,“材用以求之本国为原则”。这就是说,国防经济建设必须在自力更生、自给自足的基础上进行,不能依靠外国提供军火、供应粮食。没有国家自己的经济实力的国防,只是建筑在沙滩上的楼阁。所以,蔡锷以本国经济为主体构建国防经济体系的思想是十分可贵的。第三、国境的形状和国内的地势与国防能力“至有关系”,也是国力转化国防能力的重要条件。蔡锷认为,战争中“地大而人疏者易于守,地小而人多者利于攻”,而国境的形状如海、沙漠、山等,也能“皆于战争时显其效”。因此,国防建设要认真考虑国境形状和国内地势的因素,充分利用地理上的优势,发挥其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战争中的重要作用。第四,交通与国防能力有着密切的联系。蔡锷认为,交通状况的好坏直接决定国防力的大小,因为战争中“各材用集合之迟速,军队运动之难易”皆取决于交通。“便者以一作二而有余;难者则以十当一而不足也”。他还以日俄战争为例,来说明交通在战争中的重要性。他说:“日、俄之役,俄军以交通线仅恃一单轨铁道,运输不继,遂屡为优势之日军所制。”第五,国家政治机能(政治力)与武力关系至巨,“为国家存在之源,即为武力发生之本”。国家的政治机能包括国家的政体、兵役制度和行政能力。土地愈大,人口愈众,国家的政治机能与武力关系就愈加密切。在行政能力方面,“必其元首公明而有定力,其政府勇敢而极敏锐,其各机关又能各竭其能而互相为用”。如果“主宰无定力,则众说纷如手,而能力蹇滞。建制不完密,则机关不足,而布置乖张。国愈大,事愈难,而武力转有因国力之大而益小者矣”。在国家政体方面,要实行立宪制度,给全国人民以自由,“农民当解放”,“市民当予以自治权”,“贵族当教”,最终“使各阶级平等于法律之下”。在兵役制度方面,要推行义务兵役制。需要指出的是,蔡锷关于综合国力是国防建设的基础和源泉的论述有相当的理论深度的。尤其是他在论述兵力、武力、国力及其关系时,不仅注意到其物质方面的内容,而且还注意到了其精神,以及制度方面的内容,因而比较深刻地揭示了国防能力的实质,符合国防建设的实际,具有相当的真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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